论共产主义社会
——对庸俗社会主义及其追随者所做的批判
伴着资产阶级历史终结论的回音，奏着资本主义终极胜利的凯歌，人类历史进入了21世纪。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不可否认的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历史贡献。无产阶级正在为人类的解放开辟道路，这条道路在十月革命之后的社会主义浪潮中显得尤为突出，并且具有极大的实践意义。马克思指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五种社会形态，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实现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神圣使命，是无产阶级的内在规定及其属性的必然。然而，在今天，不仅在人民大众中，而且在无产阶级内部，都出现了对共产主义社会到来必然性的质疑。出现这种质疑的声音，无外乎是小资产阶级以及资产阶级的市侩的论调，不过是用空想的庸俗的社会主义的论调来代替共产主义，以抹杀其革命锋芒和科学实质，来达到分化无产阶级的目的。因此，科学地总结马克思主义对共产主义社会的论证及其历史特征，对于恢复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导地位，反对空想社会主义以及庸俗社会主义论调，巩固无产阶级的联合，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实践意义。
20世纪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阵营遭受巨大挫折，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就在此时，资产阶级学者们高奏资本主义终极胜利的凯歌，用所谓的“历史终结论”来否认共产主义社会的到来，进而否认了无产阶级运动本身的历史意义。但是，历史的规律是客观的，无论是资产阶级的高歌，还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和修正，都无法改变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它在21世纪的大爆发震惊了全世界。他们的凯歌不过是资本主义丧钟的前乐，历史终于证明了这一点，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就是最好的证明。而这恰恰就是对共产主义社会到来的最好论证。实践一次又一次地检验了真理，资本主义理论的所谓的真理的彼岸，却在共产主义的实践的此岸破产了。为了恢复科学社会主义应有的地位，开启21世纪社会主义发展的新纪元，无产阶级必须在实践和理论上拥有科学的使命和终极目的，即共产主义。同时，目前仍然处于低迷中的甚至被民粹主义左右的无产阶级运动更需要科学共产主义必然到来的自信鼓舞和信仰支撑，这是无产阶级在目前斗争中成为自为阶级并走向成熟的必要条件。
一、对庸俗社会主义“人性论”及“自由观”的批判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这样写道：“代替了那存在着阶级对立和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在这里，马克思描绘了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将是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在这个联合体内，每个人都必须而且必然成为自由人，这是社会自由的条件，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条件，这就是未来的自由联合王国。而这恰恰是市侩的庸俗论调歪曲和修正的核心地带，要真正理解共产主义的必然性，科学的分析其存在地合理性，必须先阐明这个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历史特征。
人类社会的历史，最根本的是人的发展和物质资料的生产。作为实在的主体的生命个体的人，是第一位的，物质资料的生产也不过是为我而存在的第一物质需要。因此，人的问题是一切社会发展的根本问题，社会的发展根本上是人的发展。但是，过去的历史，人的发展的异化的存在，是片面的发展。这种发展表现为一种异己的力量支配着人的发展。人在自我的发展中，不得不服从于这种物质力量，服从于这种外在力量对人的内在规定的社会塑造。这种力量就是社会分工。社会分工塑造了分工体系下需要从事物质生产劳动技术的片面的所谓的社会人，这就是今天仍然广为认可并作为一种价值衡量标准的所谓的社会需要的人。但这种需要在现实确实具有存在的必要，甚至带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这并不能掩盖其本质上的对人的片面性的塑造。然而，共产主义就是要否认这种不合理的人的发展，要否认这种异己力量对人的支配。因而，在共产主义社会，我们能够看到，每一个人都是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每一个人将在自由的联合中获得全面的普遍的社会关系，获得充分的作为个人的人的发展。
可是，市侩的庸俗的社会主义却在人民大众中大肆叫嚣这种自由而全面的人的发展是不可能的，而他们赖以支撑的却是所谓的人性恶的抽象论调，但这种论调竟在人民内部中，在无产阶级中获得了普遍的认可。这种历来为资产阶级所宣扬的人性论不过是为资本家的剥削，为他们对金钱的逐利心理的一种辩解。而这些个理论之所以会在无产阶级乃至人民大众中具有如此深厚的土壤，是因为人们现在仍然处于资本主义社会，处于旧有社会关系所塑造出来的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无产阶级的社会意识中不可避免的带有资本主义的印记，带有旧社会的灌输意识。当人们看到了现实中资本家贪得无厌的剥削和逐利，看到社会道德的缺失，看到利己主义的社会心理，看到现实的利益对人的行为的驱动，看到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的关系成为了纯粹的物与物的交换关系时，人们就会不自觉地将自己的现实代入这种理论，然后用种种经验来解释这种理论，竟发现这种经验上的契合达到一种近乎完美的程度。这时，资本主义学者们就会善意的引用一下马克思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确证这个经验事实的真理性。可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是的，事实即是如此，而且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这也恰恰是资产阶级和庸俗社会主义论调者的精明之处。这种再表面不过的实践论的理解，确是人民中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的浅显了解，人人都以实践自居，却都不明白实践的内在真谛。这就像生活中许多人常挂嘴边的一句“一分为二的看问题”那样苍白无力。这种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的感性理解，是人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感性直观，而非真正的理性思维和反思的结果。事实确是如此，但真理却不是如此。为什么？其实根源就在于实践本身的历史局限性。
实践具有社会历史性，因而具体的实践不可避免的带有社会历史的局限性，带有阶级的局限性。人性恶的经验确证，不过是阶级社会历史的经验确证，这种古往今来的事实不过是剥削阶级既有实践产物的继承，因而不可避免的带有阶级和历史的局限。历史上持续不断的人性善恶之争，都将人性上升到抽象角度，去笼统的确证人性之善恶，而他们之所以争碟不休却始无定论，根本就在于他们不理解人的本质，不理解具体的人，而只是思辨地用经验事实来支撑。但当他们力图用事实经验来解释全部的人性的时候，又碰到了与他们相对立的事实反驳，因而各执一词，难成定论。其实，他们只不过是用一部分人的人性去与另一部分人的人性作斗争，他们也只能停留于这种道德争辩，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人性是具体的，不知道现实的人性。现实的人性应当是自然属性、社会属性与精神属性的有机统一体，具体的来说，就是在一定社会关系的基础上自觉从事实践活动的人的属性的总和。因而我们总会看到，社会上存在着这两部分截然相反的人，一种是贪得无厌，追名逐利，为个人利益不择一切手段的人；一种是道德高尚，甚至甘为人民奉献自我生命的人民英雄。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完全相反的差别，根本就在于每个人的具体的社会关系对人的内在规定的差异。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论述一般：“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通俗的来讲就是环境创造人，而这种环境就是具体的人的活动和变革的实践。每个人所处的环境存在根本上的差别，因而在人性上，在思想意识上存在截然对立的不同，这个经验事实同样是确证无疑的，而且是一切历史经验都确证的事实真理。
人性恶的论调为什么在今天有如此之大的影响，根本就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独特历史特征，这种特殊性表现为商品体系下对剩余劳动的无限的贪欲。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并没有发明剩余劳动。凡是社会上一部分人享有生产资料垄断权的地方，劳动者，无论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都必须在维持自身生活所必要的劳动时间以外，追加超额的劳动时间来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生产生活资料。”也就是说，对剩余劳动的占有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而是一切阶级社会所共有的。但是，为什么到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这种人性的恶竟发展到这般骇人听闻的地步，发展到连人与人的基本信任都面临危机的地步，发展到一切向钱看的地步。其实，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必然。这是因为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追求，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贪婪。为什么更贪婪呢？在过去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剥削阶级的主要形式是对人的全部占有和对剩余产品的占有。在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基础上，地主占有农奴的剩余劳动是通过农奴上交实物地租来实现的。但这种占有是有限度的，因为人对这些剩余产品的需要是有限度的。粮食再多，也只能吃那么多；奴隶再多，劳动也只需要那么些奴隶。马克思接着指出：“如果在一个经济的社会形态中占优势的不是产品的交换价值，而是产品的使用价值，剩余劳动就受到或大或小的需求范围的限制，而生产本身的性质就不会造成对剩余劳动的无限制的需求。”当货币取得独立形式以后，获得一般等价物的价值形式之后，可供追逐的利益逐渐扩大，需要的范围扩大，对剩余劳动的贪欲便随之增大。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在发达的商品交换下，货币可以用于交换一切商品，资本家对剩余劳动的剥削的形式不再是实物产品，而是价值形式。从而满足了的人的需要发展到新的需要，资本家对货币及社会财富的贪欲伴随着这种需要的满足而愈加扩大。而这种需要的满足是建立在对剩余价值的剥削的基础之上的。而人性的恶都表现在这种对无限需要的满足之上了，表现在对金钱的疯狂的追求，对剩余价值的贪婪剥削之上了。
另一方面，资本本身的特质也助长了这种无限的贪欲、这种所谓的人性的恶。马克思分析了商品流通形式W——G——W和货币流通形式G——W——G的差别。在前一种形式上，流通的起点是商品，终点也是商品，其目的是为买而卖，承担中介的是货币，因而当这种交换完毕之后，商品转化为使用价值，最终在消费中完结，因而这种等价物的商品流通形式是有限的，而生产就是对这个商品流通形式的不断的商品的物质补充。这个过程是合理的人的需要的满足，是为了获得不同的使用价值的需要。在后一种形式上，流通的起点是货币，终点也是货币，商品承担中介。如果就其形式来说，这个货币流通形式似乎毫无意义。因此，准确的来说，这个货币流通形式应当是G——W——G’。开始的货币额与最终的货币额是不等值的，后者是增殖了的货币。因此，它的目的是为贵卖而买，从而取得价值的增殖。这种增殖是建立在对劳动力商品的购买，从而取得独立于流通形式之外的剥削的剩余价值。这种资本的运动，“开端和终结是一样的，都是货币，都是交换价值，单是由于这一点，这种运动就已经是没有止境了。”因为他所赚得的货币还需要投入生产以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如此循环往复，以致无穷。而资本家作为人格化的资本，是有意识的执行资本的职能，但本质上又是为资本所操纵的异化的人。资本的使命是不断增殖，因而作为内在的力量支配着资本家无限的贪欲和对剩余价值的占有，这种人性的恶形成于资本，又在资本的增殖中被无限放大开来。
总之，我们到处都可以看到，现代的所谓的人性的恶，到处都是资本主义体系的结果，到处都是资本的社会关系对人的本质的规定的结果。与其说是人性的恶，倒不如说是资本规定的人性的恶。人们对金钱和权力的狂热追求，不过是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和扩大的需要。人的需要是合理的，需要就是一种人性，而且是与生俱来的人性，是生命的人性。就像吃饭，这就是满足人的需要，但绝不能绝对的说人性就是恶的，不然我们吃饭都是一种恶的罪过了。因此共产主义社会并不否认人的需要，并不否认这种人性。恰恰相反，共产主义社会就是要满足一切联合起来的个体的需要，当然，这是建立在物质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生产力极大的发展的基础之上的。但是，共产主义社会否认建立在对他人的剥削的基础上来满足的人的需要，这种需要并不是人与生俱来的人性，而是异化了的社会对人的外在力量的支配的需要，是一种不合理的需要。但是，这种需要将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以及人的全面发展而宣告终结，因为剥削的经济基础已经不再存在，这种异化的需要也将伴随着这种社会基础的完结而自动消亡。在按需分配之下，每一个人的合理需要将被扩大了的生产以及物质财富源泉的充分涌流而满足，而一切人的需要在共产主义社会中都将是合理的存在，因为每一个人在那里都是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人的精神将伴随着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获得高尚的价值存在，高尚的共产主义道德将在这种发展中伴随着全面的普遍的社会关系而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每一个破坏社会的行为都将首先受到内心的自我道德的教育。每一种不利于他人和社会的私利的行为和举动不仅不会因为社会强制力的缺失而泛滥，相反，它还会成为人们不自由的存在。每一个自由人的一切行为都将是自由的，而不自由的恰恰是那些危害社会的、超越规矩和纪律的行为。这正是古代伟大思想家孔子所言的“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的人的状态。随心所欲即是自由，但这种自由不会超越社会自由的范围，因而对自身来说是绝对自由的状态。
但是，庸俗社会主义者却向这种自由提出质疑，并歪曲地大肆传播：“那共产主义社会不就是一个懒人社会嘛，谁都不想从事劳动，一切按需分配，我想要多少有多少，我开着一辆汽车后面拉着一辆汽车，我买两个面包，吃一个丢一个。这样不就造成了社会资源的浪费嘛。这就是随心所欲的自由。”这种广为流传的论调在人民大众中已经形成了一种默认。这种默认越是在理论上沉默，危险就越大，对无产阶级的斗争具有极大的负面影响。因为这种论调如果不在理论上予以反驳，必然使无产阶级的斗争停留在资产阶级的范围内，停留在民粹主义的斗争以内。
仔细端详这种攻击，实则是漏洞百出，完全是用资产阶级的理论来解释共产主义社会，用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坐井观天。这种攻击的根本出发点还是人性的恶，还是抽象的人的定论。这一点在前面已经批判过了。现在我们需要阐明的是共产主义社会作为人的劳动的历史特征以及实质自由的人的全面发展。
什么是自由？资产阶级的说法永远是停留于他们的法律意义上的人的自由，停留于形式中的自由。当然，这也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的需要，是资本的自由运动的需要。普遍的人身自由以及自由劳动力的增长是商品劳动力发展的条件，是剩余价值剥削的条件。形式上的个人独立是商品经济的必然结果，也是商品经济的人格化表现。但他们的自由也只能到达这一步，只能停留于形式的自由。一旦人民要求自由进入实质的内容的时候，资产阶级的统治便面临着普遍危机。因为这种实质自由的最大前提便是对生产资料的占有。但过去的历史却是生产资料被剥削阶级所垄断，因而历史的自由中永远只有一少部分人拥有一定的实质自由。被剥削阶级的广大人民向实质自由前进的每一步，都伴随着斗争和艰辛。因为这每一步触及的都是资本家的根本利益。这种利益的对立集中表现在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的对立中，表现在工作时间制度的斗争中。
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剩余价值的剥削，根本在于资本家对工人自由时间的占有，对剩余劳动时间的剥削。资本家价值增殖的秘密恰恰就在于资本家对工人劳动时间的延长，在于对自由时间的私人占有，这种占有是无偿的。但是，人类越发展，所需要的自由时间就越多。即马克思所提出的“时间是人的发展的空间”这一命题。因此，时间对于每一个现实的人来说是生命的存在，是人的发展的自我空间。虽然现在在西方社会，自由时间不断增长，但这种增长并不能掩盖资产阶级剥削的本质。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自由时间中同样包含着生产劳动的“课后作业”。形式上的自由时间的扩大中包含着实质的劳动时间的占有。而且这种自由时间的扩大并非是因为资本家们的怜悯之心，并非是他们关注到工人阶级的利益而做出的退让，实质上这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需要。生产力的发展，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到来，社会的普遍竞争，促使人的能力和技术以及人的各方面得到发展，这是外在的物质力量对人的作用。因为如果人的发展限于停滞，人本身就不能适应生产力的高速发展，适应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适应现代化的劳动力要求。这是资本家们不得不做出的让步。但是，归根结底这种自由时间的延长，是服务于劳动力的再生产的，服务于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而不是服务于自身的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需要。现代的无产者，是在发展自我的同时发展成为现代劳动力。因而社会当中，每一个人的自由时间成为了为劳动力竞争增加资本的过程，但这也正是资本主义的对人的进步性，虽然这不是自觉的发展，但却是人走向真正意义上的人所必不可少的一步。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之上，才能真正的繁荣起来。
在共产主义社会，每一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将是完全意义上的掌握自我的人的发展。“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消除。”（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对科学的发展》）在生产力高度发达以及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由于旧式分工的消亡以及全面的普遍的社会关系的发展，人在自由的生命时空内发展作为个性的个性，而不再是作为共性的个性。这种自由是在对必然即规律的自觉认识和依据这种认识对世界的能动改造的基础上实现人的发展。“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须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人的发展将真正的作为内在的需要成为个人实践活动的主要部分。外在的物质资料的生产，将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劳动效率的提高而成为一件极其简易的事情，成为仅占很少一部分时间的必要劳动。这种生产力的可能性正在被发展的科技一步步变为现实。第四次科技革命下人工智能的发展，高自动化高智能化的机器人，使人从流水生产线上解放出来成为可能，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将成为必然。人在自然的必然中将获得人的自然的自由，人们将会有更多的自由时间从事自我劳动，从事发展自我的实践，从而提升自我的本质力量，而不再是生存劳动下的外在力量的限制和支配的片面状态。虽然必要劳动时间已经被缩减到很小一部分，但终难以绝对的消灭，因而，劳动依然具有存在的必要，但这种劳动不再是作为外在力量的支配，而是作为生活的第一需要而存在。
共产主义社会绝非如庸俗社会主义者们所说的那样是懒人的自由社会。相反，它将是自由劳动的社会，劳动将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而且这种需要不是外在力量的支配，而是人的发展的内在需要，是人的本质力量提升的内在需要。这种自由劳动是伴随着旧式分工的消亡而发展起来的人的实践活动。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的那样：“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我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人们摆脱了旧式分工带来的社会生活的固定化，摆脱了异己的社会力量对个人活动范围的限制。共产主义社会的劳动的生活第一需要是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的内在统一。首先，这种主体客体化不仅表现为物质资料生产的目的性，而且表现为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需要。这种需要在于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验证自我本质力量的实践要求，即展现自我本质力量的内在需要，简单的来说就是证明自我的需要。其次，客体主体化表现为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内在需要，即客体提升主体自我本质力量的需要。人要获得自我本质力量的提升，就必须走进实践去进行劳动。但这个过程是自由而且自觉的，是主体的需要的自觉活动。因而，摆脱了旧式分工限制的人的社会劳动将是这样一种统一，一种发展自我的自由统一。这种统一将转化为人的存在的第一需要。
庸俗社会主义及其追随者的“自由观”的攻击的现实土壤是西方资本主义福利制度造就的一大批流氓无产阶级，他们俨然已经成为这个社会文明的末端，成为无产阶级的消极成分，他们之所以还是属于无产阶级，也只是因为他们毫无生产资料而只能靠国家的福利来生存，这种懒人式的社会流氓是根本无法与无产阶级劳动者相比较的。但庸俗的社会主义者竟然用这样一种消极成分来与先进的无产阶级所要实现的共产主义社会进行类比，类的质都不同，何来逻辑上的类比性呢？他们的懒人的自由、荒唐的自由任性，永远不过是资产阶级内的狭隘境地。可笑的是，他们这群井底之蛙看到了晚上的一小片星空，竟以为看见了整个夜晚。市侩的庸俗的说法，在现实中传播的如此广泛，更是证明了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时代需要。只有让真正的科学理论掌握了人民，掌握了阶级，自为的斗争才能成为可能，才能走向成熟的革命。
二、对庸俗社会主义“国家观”“民族观”“宗教观”的批判
国家、民族以及宗教问题是无产阶级斗争的核心问题，如果这个实际的问题不解决，无产阶级将在实践的斗争中脱离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从而走向小资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妥协斗争中去了。列宁曾经在过去同机会主义的斗争中重新阐明了作为无产阶级的国家路线。然而，经过了一个世纪的斗争，过去机会主义的国家观今天却在庸俗社会主义中借尸还魂了。庸俗社会主义及其追随者恰恰是利用机会主义的这些理论来否决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特征，进而在其现实性上对资产阶级采取妥协性的斗争。对于国家问题的无产阶级态度，根本上决定了无产阶级政治斗争的核心即政权问题的路线；而关于民族问题的直接态度，更是涉及到无产阶级国际联合的认识问题；宗教问题，不仅涉及到无产阶级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认识，而且关乎无产阶级斗争的现实态度，关乎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因此，必须从根本上批判这种庸俗社会主义的暧昧态度，重新恢复无产阶级关于这些问题的科学理论。
庸俗社会主义的国家观很大一部分是从机会主义那里照抄过来的理论。最根本的依然是否认国家的本质，将国家说成是阶级调和的机关，认为没有国家的社会不可想象，从而推论出在共产主义社会，国家不可能消亡，依然具有存在的必要。这也是目前深为大众所认可的论调。而这种论调最大的危险就在于它阉割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斗争内容。特别是对于社会公权力的政治态度，庸俗社会主义表现得更为鲜明，这是赤裸裸的对无产阶级革命学说的阉割。他们质疑国家的“自行消亡”，从而质疑社会公共权力存在的暂时性。他们的市侩的说法无非还是经验主义的心理确证。但这种经验主义的心理确证往往能够蛊惑人民，进而抹去无产阶级的革命锋芒，瓦解无产阶级的革命同盟。不过这种大众心理的一般特征确是社会分工的必然产物。旧式分工划定了人的活动的特定范围，因而在思想意识以及实践上不可避免的带有这种局限。特定范围内的社会关系的局限，将伴随着阶级的局限，而带有历史的局限，从而在一般思维的局限中带有活动范围的规定性的局限。这种理性思考越是趋于理性，将越发的确证这种经验主义的可靠性。除非人们在斗争中，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出于现实和意识的矛盾时，才会进入反思，对这种经验的反思，从而在历史的范围内重新思考这种经验的正确性。只有在这时，才有可能突破这种社会关系的局限，突破部分的狭隘而纵观历史的合理性。但这种反思本身又受个人所处的经济地位的限制，因而正如列宁在《怎么办》中所说的:“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确信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同厂主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颁布对工人是必要的某些法律，如此等等。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从有产阶级的有素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出来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和经济理论中发展出来的。”
为什么在共产主义社会国家以及社会公权力将自行消亡？这个问题是庸俗社会主义经验确证所不能明白的。如果说庸俗社会主义的这种对国家问题的说法具有其合理性，那么它的合理性只不过是借助了权力管理论的支撑。而这种管理论也只不过是看到了国家职能的一部分，看到了国家及社会公权力的外在表现，而没有触及到国家的本质。于是，他们便利用人民思维的局限性展开现实的遐想：“你想想，这个社会要是没有国家的约束，它会怎么样？这样的社会是不可想象的，因此共产主义社会所谓的国家必然消亡就是一个谬论，是荒唐。”没错，这样的社会当然是不可想象的。这种不可想象的基础是现实。如果仅仅从感性直观来看待社会历史，机械地来认识历史，那么历史自然是不可想象的。这种不可想象也必然如费尔巴哈般堕入社会历史唯心主义的泥潭。国家的消亡为什么在现实中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国家正是因为这种不可想象而有存在的必要，甚至这种必要正是国家产生的根源，是社会公权力产生的根源。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对国家的起源进行了精辟的分析：“国家绝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国家也不像黑格尔所断言的是‘伦理观念的现实’、‘理性的形象和现实’。确切地说，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与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从恩格斯的这段经典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国家的产生正是伴随着阶级的产生而具有存在的必要，国家实质上就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而这种力量正是国家的社会公权力。那么，在当今社会，阶级依然存在，又何谈可以从现实的条件中去想象共产主义社会呢？阶级矛盾的存在正是证明了国家的存在的必要。“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是建立一种‘秩序’来抑制阶级冲突，使这种压迫合法化、固定化。”（列宁《国家与革命》）现在的不可想象的无秩序正是这种阶级“秩序”的存在必要，国家的消亡正是伴随着阶级的消亡而“自行消亡”。这种秩序是不合理的存在，是阶级压迫的存在，因而这种不合理的存在必将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消亡。而庸俗的市侩的社会主义竟是如机会主义一般将国家看作是阶级调和的机关，看作是矛盾协调的中立者。他们根本不明白，这个中立者的存在恰恰是一个阶级的社会力量压倒另一个阶级的社会力量，从而在社会力量的对比中建立起一种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统治力量。这种看似凌驾于社会之上的作为协调的中立者“上帝”，不过是统治阶级的上帝，不过是统治阶级凌于社会之上所造成的中立假象。它的实质依然是阶级统治，本质依然是统治阶级的专政。
但是，在反对这样一种庸俗社会主义的论调时，还必须明白，国家对于无产阶级依然具有存在的必要。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对巴黎公社斗争的经验总结时曾指出：“特别是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马克思在这里指出了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和建立无产阶级国家的必要。但这种无产阶级的国家又与过去一切的国家具有实质上的不同。无政府主义者看到了国家消亡的必然，但却没有看到无产阶级国家的存在必要而陷入空洞的斗争内容。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论述道：“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说，无产阶级取得政治上的统治，上升为统治阶级，必须带有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毛泽东同志将这种专政发展为人民民主专政。如果无产阶级不组织起暴力，那么得来的就只能是革命果实的窃取，剥削阶级统治的复辟。按这个逻辑来说，并不是无产阶级一定要进行专政，而是剥削阶级的不甘心失败要求无产阶级必须进行这种暴力的专政。因为无产阶级只有利用国家进行这样一种专政，才能真正建立起属于人民的国家，实现真正实质的民主，保障人民的利益。另外，旧社会的烙印并不是一次革命所能泯灭的，剥削阶级的落后思想意识以及资产阶级权利的存在同样要求无产阶级必须建立起国家来组织社会，进而消灭旧有的一切落后的社会存在，向共产主义社会迈进。无产阶级的国家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广大人民群众的专政，因而是占多数的人民对少数人的一种统治，这种少数人是剥削者的少数，人民将实质的掌握国家这种“特殊力量”，达到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国家正是从这里开始消亡。
但是，庸俗的社会主义及其追随者却向我们叫嚣：“既然无产阶级的国家已经达到了实质意义上的民主，而且这种民主正是靠国家来支撑的，那么在共产主义社会国家怎么会消亡呢？”其实，他们也只能止步于民主。如果将共产主义社会引入狭隘的民主，那么这就是对共产主义的极度歪曲。民主这种资产阶级的高调，恰恰能够用来蛊惑人心，从而将无产阶级的斗争引入民主斗争的狭隘内容。他们根本不懂得民主的实质，不懂得阶级的消亡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无阶级性。列宁指出：“民主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不是一个东西。民主就是承认少数服从多数的国家，即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一部分居民对另一部分居民使用有系统的暴力的组织。”（《国家与革命》）即使在获得了民主内的人民，也不可避免地会有人民内部利益的矛盾，从而不可避免的带有少数人服从大多数人的强制性。这种利益的分歧是一定经济关系下所不可避免的，也是目前狭隘的社会关系的利益内容所存在的必然。现在的共同利益“不仅作为一种‘普遍的东西’存在于观念之中，而且作为彼此有了分工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存在于现实之中。”“也正是由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同时采取虚幻的共同体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但是，在共产主义社会，这种民主将伴随着阶级的消亡，伴随着国家的消亡而走向终结。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将达到一种高度的统一。这种统一是基于联合起来的个人自由发展的需要。人们将不再需要这样一种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服从，而是人民都会习惯于已经内化于心、外化于心的公共秩序，而不再需要外在力量的强制与服从。
在共产主义社会，阶级将伴随着无产阶级的统治和社会主义的充分发展而走向消亡。“当阶级差别在发展进程中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的时候，公共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原来意义上的政治权力，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如果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要联合为阶级，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么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的存在条件，消灭了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阶级的消亡是一定的阶级的经济基础的变化的产物。当无产阶级掌握了国家机器，并利用这种国家机器将生产资料社会化，改变原有的生产关系，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一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所以，社会阶级的消灭是以生产高度发展的阶段为前提的，在这个阶段上，某一特殊的社会阶级对生产资料和产品的占有，从而对政治统治、教育垄断和精神领导地位的占有，不仅成为多余的，而且在经济上、政治上和精神上成为发展的障碍。”（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在跨入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无产阶级将随着私有制的消灭而消灭了自身的存在基础，消灭了作为阶级的条件。而国家，也将伴随着阶级的消亡，从而自行消亡。因为国家的产生正是为了抑制阶级冲突的产物，阶级走向消亡，国家自然没有任何存在的必要，而同纺车和青铜斧一起放到古物陈列馆去了。国家的消亡带来的是政治的消亡，即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社会公权力的消亡。但是，这种消亡并不是意味着社会将是无管理的无秩序化。庸俗的社会主义正是错将管理的职能看作是国家特有的，看作是只有国家公权力才会有的产物。这种错误直接造致了对国家消亡的错误理解，对共产主义社会的庸俗的市侩说法。过去的社会公权力以及国家机器根本上是对人的统治，是阶级的统治。但是，在共产主义社会，这种阶级的对人的统治将被纯粹的生产管理替代，这种公权力将被联合起来的社会共同体取代。但这种社会公权力将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的社会公权力，而是掌握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中的权力，掌握在社会中的权力，这种社会公权力将取代原来意义上的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而真正回归人民、回归社会，这个公权力将是每一个联合起来的自由人行使的权力，而且这种权力将不再具有任何对人的统治的性质，不再作为一种异化的力量支配着社会，支配着人，而只是纯粹的社会公共秩序的一种维护和生产管理的整体需要。这种社会公权力是自觉联合的社会力量，一切社会公共事务将是社会共同体的联合行动。共产主义社会就是这样一个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达到高度统一的自由联合的有机共同体。
庸俗社会主义对待民族问题的直接态度，是种族主义及沙文主义糅合的直接产物。庸俗社会主义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不仅散播关于民族不可能消亡的谬论，而且在人民内部以潜在的势力分化这样一种民族联合的基础，利用种族矛盾来瓦解无产阶级的联合。各种族之间的文化的差异成为了他们各种对马克思主义的肆意攻击的平台。其实，他们的这种攻击是根本不能撼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地位的。而他们的根本错误就在于他们用剥削阶级的理论来反驳被剥削阶级斗争的理论。这种自带的偏见自然会影响他们的科学性。
庸俗社会主义的论调基本上就是这样的谬论：“民族是自古以来就一直存在的，是一个群体的精神家园。各个民族创造了自己的不同的文化、语言、历史，这种文化的价值理念甚至是截然对立的。各个民族群体的思维意识的差异，民族的优劣之分等等的差距，在这样的事实下，民族何以具备达到高度联合的可能，何以会消亡。”民族并不是从来就有的，它不是某种天然存在的形态。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已经详细论述了民族的由来，民族不过是原始部落的发展的产物，是经长期历史发展而形成的稳定的共同体。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瓦解了氏族部落内部的血缘关系，两次社会大分工造就了在更大规模上的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共同体——民族。这一部分的历史没有比恩格斯这部著作论述的再详细、再科学不过了。庸俗社会主义连一点马克思主义都不懂，皮毛都不懂，却在这大肆攻击起马克思主义来了。这种市侩的攻击本不具有任何科学性，因而对于武装的人民来说不应该具有任何的威胁。但它确确实实在群众中传播开来了，人民的理论素养和阶级意识仍有待武装。
民族的联合和必然消亡，是伴随着无产阶级革命的过程而成为可能。这是过去任何阶级所不能达到的全世界民族的联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联合正是在解放了的民族联合的基础上实现的。“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民族的消亡正是从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地方开始的。世界市场的产生和发展，使各个民族都卷入到世界的历史中来，人类的历史将是伴随着这种全球化的生产关系的普遍化即工业时代的现代历史而趋于一致，迈入工业文明的同一轨道，创造属于人类的共同历史。而过去的各个地域的局限的历史，是纯粹的的单个民族的历史，至多这种历史只是由于战争和一些简单的贸易联系而具有扩大了的地域性，而成为多民族的历史。但这种历史不是人类的世界范围内的历史，是一个处于相对孤立的民族历史。世界历史的史前史不过是各个民族历史的总和。但是，地理大发现使人类历史从民族历史跨入世界历史，从而改造着世界的各个民族，使原来受地域限制的民族具有了世界性的普遍联系。这种联系将锻造共同的民族文化纽带，从而使各解放民族的联合成为可能。就拿现在最现实的世界来说吧，第三次科技革命下的世界，有哪一个民族，有哪一个世界的角落，没有计算机的身影。这正是这种世界的普遍联系的交往的结果。而在过去，各个民族的文明成果都由于这种交往的局限而成为独特地域民族的独特文化，就像中国的四大发明，在它获得世界的传播以前，它还是局限在中国范围内的文明产物。这种世界的普遍联系的建立，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也是资本主义的进步作用所在。随着资本的世界范围内的流动，资产阶级的剥削也将世界化，而无产阶级的世界联合也将成为可能。资本主义无时无刻不在锻造消灭他自己的武器和运用这种武器的人——无产阶级。这种武器不仅是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也是伴随着共产主义到来的各种历史条件的准备。工业文明下的各民族文化的世界性，使得各民族完全可以在解放的基础上达成国际主义的联合。就像自动化的生产应用，不是只有一个民族能够运用，而是全世界的民族都会进行的统一生产方式。这就是在生产活动上的经济基础的变化，而矗立之上的民族也就随着这种现代化的越来越充分发展而走向消亡。人类将联合为一个世界的民族，一个人类的民族，每一个人都属于人类这个类的一般共同体。在这个意义上，自然民族也不再有存在的必要了。
但是，庸俗社会主义却将这种民族的融合歪曲为对民族多样性的消灭，对文化多样性的消灭。这种同质化的论调不过是基于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来看待这种联合的。这恰恰是庸俗社会主义者的庸俗所在。他们根本不懂这种联合下的文化的多样性，不懂得世界联合体下的过往辉煌文明的多样交融。人类过去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文化将随着普遍的全面的世界交往，而转化为全世界民族的每一个人的文化文明，成为联合起来的每一个自由人的内在文化。也就是说，今天中华文化的优秀成果将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明成果，也不仅中国人民对这种文化有极大的认同感，而是世界的每一个人都将对这种文化有一种内在的认同，因为这种文化是优秀文明的结晶，是人的本质力量的自由发展的需要。同样，无论是美国文化、英国文化还是哪一个民族的优秀文化，都将成为联合起来的每一个自由人的文化。可是，正如庸俗社会主义所叫嚣的那样，现实中的民族文化中确实存在着对立的价值理念和思维方式，这种文化对人的塑造，使这种联合面临着现实的威胁。现在世界范围内的文化渗透和反文化渗透，就是对这种文化对立的最好证明。
但是，当我们看到这种对立文化产生的根源时，看到这种对立的现实基础时，这种理论与现实的矛盾就迎刃而解了。我们先从现实来看这种文化的对立。现在仍然争端不息的中美贸易战，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两个民族、两个国家文化的对立。美国奉行“美国优先”的霸权主义政策，而中国则是在贸易摩擦的解决中主张“以和为主”；美国主张建立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体系，力图维护“一超多强”的格局，遏制多极化的发展趋势，而中国则主张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共商共建共享的世界经济体系。两者截然对立的文化，无论在理论上还是现实上谈民族的联合是不可能的。即使有联合的可能，也只不过是基于一定国家利益需要的短暂联合，这种联合绝不是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联合。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截然对立的文化差别，这种价值理念上的根本不同？其实，就在于现实的基础的不同。谈文化的形成和差异，绝不能忽视一定民族和一定文化下的历史条件，忽视社会存在。美国在文化上的霸权色彩，绝不是美国民族每一个人的共同意识的结果，而是资产阶级的意志的结果，是剥削阶级的文化。统治阶级在文化上的垄断和塑造，是造成这种文化对立的根源。虽然具体的历史及地理的不同会造就文化的差异，但这只是造就文化的多样性，而不是造就文化上的根本对立。因为在现实上，虽然有个性的差异，但却包含着共同的文化因素，而这种个性的差异，正是文化的多样性。例如，每一个民族的人都需要进行吃、穿、住、行等基本的生存活动，这是一种各民族的共性。而文化的多样性正是在于这种吃、穿、住、行的形式上的区别，但根本的目的依然只是在于维持人的基本生存的需要。这种形式上的差异只不过是用勺子吃饭还是用筷子吃饭的差别，丝毫不会造成文化上的实质对立。这种民族的优秀文化是全体劳动人民的实践的结果，但截然对立的文化差异却是剥削阶级剥削统治实践的结果。剥削阶级在自身的文化上，是服务于自身的统治，服务于对社会的统治的需要。这种文化在实践中转化为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化为民族意识的一部分。现在的世界文化的对立，从根本上来说是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文化的对立，是剥削阶级意识下左右的帝国主义民族与被压迫民族文化反渗透的对立。这种对立的根源正是剥削阶级的存在。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文化以及大国外交上具有如此区别于美国的政策的原因，因为这是社会主义的人民的国家。因此，只有解放了的民族，才会消除这种截然对立的文化，才会有这种联合，民族才会自行消亡。
对于民族优劣之分的差异，不过是种族主义者的种族情绪，是为帝国主义剥削和压迫辩解的沙文主义。其实，这种所谓的低劣民族不过是民族的生产力的发展的低下。这种低下的生产力除了一少部分是历史地理的结果，无外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下的结果，是血腥历史的结果。“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是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我们可以看到，资本主义世界化的发展，必然带来的是对落后生产力下的民族的现代文明的改造。只要这个民族不想灭亡，它就必须服从于这种文明的统治。这种文明在统治的同时，也在改造着所谓低劣民族的生产关系，从而无时无刻不在一步步的消除这种优劣之间的差异。伴随着这种统治的反抗民族解放斗争，正是意味着所谓低劣民族在向现代民族进行的自我转变。
“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阶级，把自身组织成为民族，所以它本身还是民族。”（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民族的解放是无产阶级国际联合的前提，是共产主义社会到来的历史条件。但本身这个民族解放斗争的历程，正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历程，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联合斗争的一部分。在这一点上，无产阶级应该充分认识到在民族问题上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坚决反对庸俗社会主义的论调，揭露资产阶级的一般本质。
现代意义上的宗教，在经历了世界的科技变革以及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愈发的成为了人们精神生活的一部分支撑。这种支撑是外在力量对人的支配所产生的精神活动的自我需要。科技的日益发展、快节奏的现代生活、日益压抑的工作就业、巨大的贫富差距、经济危机的影响、世界战争的血腥、恐怖主义的恐慌······一切的一切都让人们不得不寻找一种精神的寄托。宗教成为了这种寄托的载体，世俗的生活将人从人间赶到天国去了。但这种天国的寄托不过是空幻的、麻痹自我的存在，它从不会提供任何现实的东西，唯一的现实就是让人屈服于现实。无产阶级必须始终反对这样一种宗教情感对阶级的麻痹，对现实的麻痹。在现实革命中充分发动阶级力量。我们不是要屈从于现实来麻痹自我，我们的目的在于改造现实，让现实革命化。“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便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因此，无产阶级按其根本的性质来说是要消灭宗教，而且宗教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必将成为不可能，宗教终将消亡。
庸俗社会主义从宗教的起源中得出这样一类的结论：“宗教是人建立的，只要还有人的存在就还有可能出现宗教，这是基于人的情感的脆弱性，信仰的非大众性以及人类认知的局限而存在的。人对自然的神秘认知，让我们不得不将许多不能解释的投入宗教的某种合理解释中去。每一个人不可能都会有如此科学的坚定的信仰，都不免存在迷茫时刻的对人生的救赎的宗教情感。而且对于人类来说，已知永远都小于未知，物质的方式也永远解决不了精神的问题。因此，宗教会一直存在。”这种不折不扣的谬论，不仅在形式上是逻辑的不合理，而且在内容上也是前提错误。什么叫宗教是人建立的，只要还有人的存在就还有可能出现！按照这种逻辑，那么过去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以及过去的任何社会的东西，都将随着人的存在而成为永恒。难道宗教就是伴随着人一生来就有的吗？答案是否定的。宗教在原始社会的起源根本还是生产力低下的人对世界的原始认识。当人在与自然的矛盾中，自然始终作为一种外在力量决定着人的生存，而且生产力的发展依然是依靠自然的时候，自然便逐渐与人异化，从人间升到天国去了。人们由于缺乏对自然的规律性的认知，便不得不把这一切必然的存在化身为偶然的存在，化身为神秘力量的支配，化身为上帝或神的力量的支配。因此，宗教并不是伴随着人类的存在而一直存在的。当生产力不断发展的时候，宗教便会逐渐消退在历史舞台上而真正成为历史。
人的情感的脆弱性！这种市侩的论调，在任何时候都是缠绵不绝。但人们似乎忘了，这个人的情感的所谓的脆弱，正是这个社会的消极部分的产物，正是扩大了的社会力量对人的支配的异化结果。情感的脆弱，在一定程度上来说，确实是人的本能的反映。但这种本能，只有在社会对人的异化的世界里，才被无限放大，成为支配人的行为的一种异化力量。但在共产主义社会，在获得了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丰富的人身上，这种所谓的本能将被人的本质力量所掌控。至少这个社会不会放大这种本能，而且会压制这种本能的存在。但这种压制是自身的内在的发展，而不是外在力量的结果。因为在共产主义社会，每一个人都是获得了独立性的自由人，而要获得独立，就需要自己掌握自己。另外，即使是人的情感的脆弱，也并不一定要让宗教情感来支撑。在人获得了对自我人生命运的把握的自觉目标即理想信念的时候，人也可以摆脱这种脆弱，而真正获得掌握自我的力量。而且这种信念的获得，是在任何社会内都有可能获得的存在，只不过是在共产主义社会获得了普遍的发展。相反，将这种脆弱寄托于宗教，正是对自我的回避，正是让外在力量对自我的支配，让宗教情感掌握人的情感。这时的人已经成为一个异化的人，一个被异化了的现实支配的人。这是对无产阶级斗争极其危险的，一旦这种宗教情感一步步的侵蚀现实的人的时候，阶级意识就会丧失，无产阶级的阶级就会被宗教掌握，从而被资产阶级所掌握。阶级的自为变为宗教情感的自觉。这是比任何一次革命的失败都更可怕的结果。这种敬告，绝不是杞人忧天！要知道，现在的无产阶级，广大的雇佣劳动者，不再是像以前穷的连基本的生存活动都满足不了的地步，而是获得了一定的消费资料。虽然这些消费资料对于资本家榨取的剩余价值来说根本不具可比性，但显然现实就是很大一部分无产者都安逸于这种和平下的剥削。而往往人们都将这一切寄托于宗教情感，寄托于无奈的宗教情绪中。
对于未知世界的相对不可知，是宗教有神论、灵魂论或者有任何有鬼怪幽灵一类现象的最后一片阵地。虽然宗教在经历了近代资产阶级的革命之后，被自然科学从天国打回人间。但是，宗教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一直是剥削阶级赖以统治的一种方式。当然，资产阶级也不例外，而且资产阶级的理论中到处可见它的身影。就比如资产阶级时刻挂在嘴边的“天赋人权”，也还是将人权归之于“天”赋，这种“天”赋依旧是徘徊于宗教情感中。他们之所以借助于“天”的宗教情感，正是因为他们不想看到现实。因为这种形式上的毫无实际内容的论调，一进入现实，就不可避免的面临破产。因为现实的人权已经被资本捆绑住了。至于宗教的最后一片阵地，也正是资产阶级为宗教辩护的最后一片可以混淆人的阵地了。现在该是无产阶级向这片阵地发起进攻的时刻了。我们反思这一观点，就会看到这样一个事实：世界如此之大，我根本不可能认识世界的所有存在，人类对浩渺宇宙的认识都不过是冰山一角。但是，庸俗社会主义却同宗教论者一般，利用了这种对未知世界的相对不可知。企图用不可知来模糊可知的认识，其实质上还是走向了不可知论。但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作为无产阶级，必须对这个问题有一个科学的认识。思维和存在具有同一性，是无产阶级的可知论。必须认识到，在一定阶段上，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人的认识能力存在有限性，但在人的世代延续中，人类的认识又具有无限性，一切尚未被认识的事物终究会被认识。世界上只有尚未认识之物，不存在不可认识之物。但是，他们的聪明之处不在于直接否定了可知论，而是表面上肯定了可知论而实质上却跨向了不可知论。他们承认，世界是可以被认识的。但由于人现在的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人类的对世界的已知远远小于未知，而一切的死后灵魂以及鬼神之类的都还在已知的彼岸。当人们否定这种认识的时候，他们便将人们引入到未知中去。让谁也说不清楚这个东西到底存不存在。这种未知越是说不清就越会造致人们思维的矛盾，从而对这一类的鬼神什么的东西存在疑虑。这时，他们就会编造几个故事或者是由于心理作用的感觉来去否认这种质疑。这时人们就会觉得这个东西好像是存在的，而且越发的被心理作用所确证。其实，纯粹的未知根本就是说不清楚的。谁又能说出纯粹未知的东西呢？谁都不是预言家，但谁都不得不佩服这群心理大师。当然，由已知到未知的推论是具有一定正确性的，而且是可以在已知上用理论解释清楚的。
这就让我们陷入了一个矛盾，那这个未知的灵魂鬼神之类的到底存不存在呢？我们当然不能相信他们的一面之词。仔细分析这种思维上的矛盾，当我们用未知解释已知的时候，自然是会存在思维的矛盾的。但当我们用已知解释已知，甚至由已知推论未知的时候，这种思维的矛盾就不存在了。他们是从未知出发的，是从彼岸出发的。但是，真理是在此岸的，是在实践中的。那我们就从真理的此岸来出发分析这个问题的实质。人们都知道，人的意识产生的物质基础是人脑。当人的生命活动结束后，人的大脑便停止了生理活动，并随着自然界的物质转化最终化为无机物，也就是说，意识产生的基础已经不存在了，那么自然意识也随着人脑的终结而消失了。但是，他们却说，人死后灵魂会脱离身体，成为一种独立的存在物。而鬼神一类的也是如此一类，也是说人死后化为鬼一类的存在物。这种荒诞的说法对于任何一个唯物主义者来说都难以相信。但却在人民中确是深信不疑。那么，按照他们的说法，就是灵魂支配人的身体，而意识这是灵魂的物质表现。其实，当他们这样去认识的时候，就已经彻底的滚到唯心主义的阵营那边去了。至于唯物主义的正确性，就已经是被实践反复证明的。他们实质上把灵魂当做某种绝对精神，但却在现实中将其伪装成为唯物主义的存在物，并将它引入未知世界。其实，很多国外的科学研究已经表明了，在人死后，并未发现任何周围类似磁场或者波纹的变化。这其实也就间接地证明了这种东西是不存在的。为什么？因为任何存在都需要有客观的物质载体。既然很多现代的科技实验都未发现这种存在物的物质表现，那么它几乎是不存在的。但是，宗教论者及庸俗社会主义者却说，这是人类现有科技水平所检测不到的？呵呵！多么可笑！难道你们忘了你们说看到过这种灵魂的存在吗？自相矛盾起来的漏洞百出！既然人都可以感觉到，为什么现有的拓展了的人的认识科技却检测不出来呢？实质上他们还是走向了不可知论，将灵魂鬼神一类的看作不可认识的存在物。而他们只不过是借助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来伪装为可知论者。他们故意地将不存在与未知混淆起来，以达到蛊惑人心的目的。
为什么要对这个问题进行如此详细的反驳呢？根本目的在于瓦解宗教的现实根据，从思维方式上彻底转变为对无产阶级的科学的世界观。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人对宗教情感的寄托，很大一部分都是对这种灵魂的寄托，即将自己的灵魂寄托于宗教之上。虽然这种所谓的信鬼神一类的，在其现实上成为了一个纯粹自己的事情。但是，这种判断作为一种思维，必定会影响无产阶级在某些问题上的革命判断。正如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所指出的那样：“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集中这块朴素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无产阶级对任何宗教观念的抛弃，都意味着无产阶级要求现实的革命斗争，要求现实的人民幸福。
“当社会通过占有和有计划地使用全部生产资料而使自己和一切社会成员摆脱奴役状态的时候（现在，人们正在被这些由他们自己所生产的，但作为不可抗拒的异己力量而同自己相对立的生产资料所奴役），当谋事在人，成事也在人的时候，现在这种宗教中反映出来的最后的异己力量才会消失，因而宗教反映本身也随着消失。原因很简单，这就是那时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反映了。”（恩格斯《反杜林论》）当人类社会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之后，随着人类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跨越，随着人的自由的真正意义上的解放，宗教将成为过去走向消亡。世俗的桎梏将被现实生产力的发展而突破，在革命中被消灭，革命的实践克服了宗教的狭隘性，任何神学问题都将在斗争中化为世俗问题而得到现实的革命解决。而造成这一切的世俗的自我异化和自我矛盾，都将随着社会经济基础的变革而消除。同时，也只有获得了宗教解放的人，才能真正成为自由人。
三、总论
通过上述对庸俗社会主义的批判，在理论上的革命已经达到了这样一种完结。但是，在现实的斗争中却要时时刻刻的提防着这样一种思想对无产阶级的影响。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必须始终在理论和实践上抵制这种错误的谬论，因为这种思想的本质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而且其中更多的成分是资产阶级的思想路线，是曾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时刻教育我们的党要警惕的危机。
纵观21世纪的世界局势，社会主义运动处在即显性又隐性的革命阶段。显性的主要表现在民粹主义主导下的斗争；而隐性的则是仍为普遍的议会斗争。邓小平同志在20世纪末对世界局势的判定是正确的，世界正处在一个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阶段。这也是帝国主义战争过后世界生产力发展的现实需要。但是，生产力越发展，现实的革命因素就愈加强烈。因此，对于这个时代的大背景，无产阶级不能停留于忍受剥削，而应当在实践中进行必要的罢工，应当在现实的范围内谋求更多的无产阶级的权益。另外，必须建立属于无产阶级的政党，以确保联合斗争的正确路线和集中领导，不能为民粹主义所左右。我们必须时刻教育我们自己，教育群众，共产主义社会是必然到来的，而且这个必然是矗立于完全科学的基础之上的。
共产主义就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一个对现实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论述道：“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的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任何时候的革命和斗争都应当立足于现实，立足于实践，而不是立足于理论的理想状态和教条主义。共产主义应当是一个运动的过程，是对现实的发展改造，而不是既定的某个状态。共产主义社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奋斗的目标和最终目的，而不是现实的直接目的。当然，一待现实的条件成熟，这个最终目的也将变为直接的现实。
